記得1996年夏天的一個上午，吳主任上門診，叫我過去，說要成立一個新的科室，叫重癥監護治療病房，愿不愿意過去和他一起干。當時我剛畢業不久，正在內科輪轉，在呼吸科跟著吳主任，只是覺得這個老師很優秀，至于重癥監護治療病房的內涵是什么，根本不知道，大概和我在急診科時的監護室差不多，這兒收治一些中毒的病人，我經常跟著老師做氣管切開、簡單血液灌流，還有那種老式的國產呼吸機，整天過得很激情，如果是單獨成立的重癥監護治療病房，面對全院病人，豈不更有意思，我決定去干。
人很有意思，有時候很復雜，有時候又很簡單，一念之想就可能改變一輩子的方向，不亞于所謂深思熟慮的選擇。
當時我就是帶著一股激情，不僅老百姓不知道監護室，其他醫務人員不了解，就是我這將要從事這個專業的醫生也不清楚，這個科室到底能干啥，更不知道重癥醫學會發展到今天的地步，重癥醫學能在歷次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就像攀巖，爬到更高處，看到了更多的風景和責任。
第一次直接感受群體性事件大約在2002年的夏天，是一起氨氣中毒，因為吸入性肺損傷，部分病人因為呼吸衰竭住進我們科，要呼吸機治療。在當時很多人的眼中，有呼吸機和監護儀就是所謂的監護室了，對呼吸機相關的一些列操作、監護儀數字背后蘊含的意義、還有呼吸機監護儀之外的眾多問題，知之不多，更何況還需要有一幫人專職去做。
經過一段時間努力，這幾個嚴重病人都順利地轉到了呼吸科行下一步診治，政府和醫院對我們的工作給予充分肯定。
我當時只是覺得我們的專業了不起，能解決別人解決不了的問題，否則這一部分呼吸不行的病人應該大部分很難自己熬過去吧!
這時候，和全國一樣，科室的名字已經叫“加強醫療科”，好像原先的“重癥監護治療病房”并不能充分表達強化治療的意思，實際上，這都是來自于Intensive Care Unit(ICU)的翻譯。這起氨氣中毒事件后，我也覺得，確實“加強醫療”更能表達我們工作的性質。
其實，我心中還是有疑惑的，因為在救治期間，我國重癥醫學的創始人北京協和醫院的陳德昌教授和北京復興醫院的席修明教授來會診，匯報病例后，陳教授問我，你覺得這些病人的呼吸衰竭和其他呼吸衰竭的病理損傷有什么不同呢?除去肺之外，又有什么病理損傷呢?病人的內環境怎么樣?——病理生理是我們專業的基礎，但在臨床中并沒有把病理生理真正貫串其中，不僅僅是調調呼吸機參數這么簡單。
我朦朧覺得，好像只強調“加強醫療”也是不完美的，沒有監測怎么更好地治療，好像最初的名字“重癥監護治療病房”也有其樸素的道理。
盡管有這次和隨后幾次類似的群體事件，但我并沒有從更高的層面上意識到重癥醫學會與公共衛生事件的關系，也不知道除去這種常規的救治外，還能有什么更重要的作用，直到2003年的“非典”。
這一年的4.20號，因為主編一本急救教材的事在北京開會，大家從全國各地趕來，和平時并沒有什么異樣，而此時，廣東和香港“非典”已經開始流行，不記得當天晚上電視臺播報了什么，第二天一早，周圍的人就都戴上了口罩�；貋砗�，就是一系列的呼吸道傳染病培訓和演練，我也被派到臨時成立的隔離病房作小組長，醫院還緊急購進了幾臺無創的小呼吸機，我先給自己戴上試試，直接體會下病人的感覺。隨后，我們重癥的幾個醫生給全院和周圍縣市醫院的相關人員做基礎呼吸機使用培訓。有一天，督導組到我院檢查，我穿著厚厚的防護服迎檢，專家只問了一句：你熱嗎?
就像大家所知道的，“非典”波及面相對局限，我們這兒沒有，病毒也來去匆匆，隨著天氣的轉換就悄悄地走了。盡管驚嚇一場，但因為結局不算太壞，且持續時間不長，更像是一場“虛驚”�，F在想想，這個問題實際上被低估了。
作為我個人，感覺重癥這個專業作用越來越大，個人價值也能體現，你看看，大家對你的需求在增加，在這種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上，我們能沖鋒在前，為更多的人做事，還有好的效果。
因為這場傳染病的流行，老百姓知道了鐘南山院士，知道了中醫中藥的作用，盡管還不像今天印象如此深刻。作為勇往直前的重癥，得到國家的認可，在各位先驅的努力下，2005年3月，中華醫學會也把重癥醫學分會納為其成員。
2008年5月12號的“汶川”地震，重癥的醫師們又沖到了前面。5月17號，傷員并發癥的高峰期，我作為山東省抗震救災醫療隊的一員也去了四川。從接到醫院通知到走上高速，一個多小時時間�？粗珖肯驗膮^的車輛，從上到下眾志成城的決心，我的感覺不再僅僅是一份專業熱情，更是一份責任，相信大多數伙伴都會有相似的轉變。也就在入川的第二天晚上，趴在時而晃動幾下的木板床上，火線寫下的入黨申請書。
山東醫療隊中重癥醫生占了一半，救災歷時21天。10年后，再去汶川參加大型義診活動，看著今天的美麗汶川和映秀，人們和善的笑臉，油然一種自豪和感動。
同年7月，國家正式批準重癥醫學為臨床醫學二級學科，授予學科代碼320.58，并被列入臨床一級診療科目，要求全國二級以上醫院都要建立ICU。之后的十多年，也進入了ICU的高速發展期。
也是這個時候，“加強醫療科”的名字再被替換，命名為“重癥醫學科(Department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盡管還習慣稱之為ICU，然而，重癥醫學作為一門醫學分支，是一個體系，已不僅僅是一個個獨立的 “Unit”，而如何理解、完善、發展這個體系，如何使重癥醫學不僅在搶救，還在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整個過程發揮更大的作用，還是在之后的多次歷練中逐漸摸索的。
比如，重大車禍傷、集體食物中毒等，這些病人有輕有重，在突然出現多個病例時，怎么管理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證群眾的生命安全?為此，我們又單獨成立了ICU過渡病房，對這些病人集中收治，集中篩檢，集中監測和管理，再根據情況集中分流，在ICU主導下，發揮多學科優勢，有效避免了分診困難，救治耽擱或病情惡化時處理的延誤。
ICU已經從單純的搶救，擴展到更大寬度地保障人民健康的方向來，在這個過程中，促使這種功能進一步完善，也進一步思考的事情，無疑是歷年的流感。
2009年3月，北美發源的H1N1流感不是相關人員很難切身感受到其嚴重性，這波大流行最終波及到214個國家和地區，直到2010年8月，世界衛生組織才宣布大流行結束，之后陸陸續續發病，直至今天。我們國家也深受其害。
15年底前后，有三個中晚期妊娠的孕婦，都是危重型H1N1病毒性肺炎，同時住在了ICU的22、23、24床，都是呼吸機也不能維持呼吸，同時用著ECMO(體外膜肺氧合)，最終好了兩例，其中一例還聯合用了干細胞，她是幸運的，直到現在還常到我們科里，帶著她虎頭虎腦的大胖兒子。
但是，這種病毒性肺炎與其他感染究竟有什么不同?哪些藥物有效?哪些無效?什么時候用呼吸機更好?用無創的還是有創的?ECMO早用還是晚用?干細胞怎么樣?……，盡管我們搶救成功了兩例，這是不是最經濟的方式?這次三個病人同時應用了ECMO，大家忙得已血脈噴張，如果有更多類似的病人怎么辦?有沒有更好的預防重癥的方法?重癥醫學在類似的疫情中還能做什么?……，等等這些，并沒有清晰的認識。
2019年底，新冠疫情的突襲，直到今天。我們深刻感到重癥醫學的責任已經涉及到方方面面。
一個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影響最主要有兩點，一是波及的范圍，二是造成的人員傷亡。不良的預后，尤其死亡率的增加將直接關系到事件的定性，社會的穩定。
當最初聽到武漢有不明原因肺炎報道的時候，出于職業的敏感，我們睜大了眼，首先做的是動員和培訓。近些年，盡管ICU人員和床位激增，但年輕人居多，對類似當年“非典”這種傳染性強、致死率高的傳染病所造成的機體和社會危害缺乏足夠的認識，因此，強化思想、提高警惕是首要工作，力爭使所有ICU醫護人員完成從被動執行到主動監督的轉變。為此，科里做了傳染防控、專業知識解讀、人員分工、設備和床位的準備等一系列工作。疾病真來了，我該怎么辦，就像打仗，盡管我們還不充分知彼，但要做到充分的知己。
這是重癥醫學經過這些年的磨練在面對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時的重大進步：保持足夠的清醒，做好充分的準備。
還是大年初一，醫院派出了首批支援武漢的人員，我們科去了具有呼吸管理專長的小田，之后又去了小聶和小朱，三名小伙子，后來證明他們都把工作做的極為出色。在送行儀式上，我又想到當年在“非典”、“汶川”地震時的激情，現在又有新一波的年輕人沖了上去。
作為在家看守的我們，“狼”真的來了。從第一例開始，逐漸增加。依據醫院新冠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文件，醫院設立了首席救治專家、專業組組長、各專業醫療人員組成的三級管理構架模式，首席專家為重癥醫學科主任，負責全院新冠的篩查、治療、組織多學科討論和與醫療有關的重大決策等工作。醫院也成立發熱病房和發熱重癥病房，重癥這邊幾乎派出了我們科一半的中間力量輪流值守，床位：醫師=1:2，床位：護士=1:5。陣容豪華，嚴陣以待。
之后，按統一部署，所有確診病人轉到定點的市傳染病醫院集中隔離治療，2月12號，我被派去進駐傳染病院，負責重癥病人的篩查和治療工作。專業人員匱乏是共性問題，為了更合理地管理，我們首先對所有的確診患者，根據不變因素(年齡+基礎疾病)和可變因素(病情動態變化等多項指標)進行評估，動態監測，按肺炎嚴重程度評分的高低，將病人分為低、中、高危三個層次，重點加強對中、高危病人的管理，避免普通型向重型、重型向危重型的發展，要早發現，早重癥醫學的介入。
就在進駐傳染病院的第二天晚上十一點，篩查的高危病人中有1例急性加重，發熱近40°C，呼吸困難，確診為危重型，隨即轉至我院重癥隔離病房，無創呼吸機、血漿置換，重癥團隊專業管理，僅5天后，病人轉危為安，脫離呼吸機，核酸轉陰。不知道這是否是新冠肺炎最早采用血漿置換的病例——2020年2月14號。大家后來看到，血漿置換寫進了危重型新冠肺炎救治的專家共識中。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聊城成為山東省第一個清零的地區，零死亡，零醫務人員感染。據統計，在馳援湖北的4.26萬醫護人員中，1.9萬為重癥專業，這占到全國重癥醫護人員的十分之一!
看著大街上逐漸增加的人流，35天時間，彈指之間。你會長舒一口氣，由衷地產生作為重癥醫生的自豪感，感受到重癥醫學在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作用。
和之前相比，疫情期間和之后，我們還積極總結經驗，發表多篇學術文章，希望能給同行帶來啟示，并參與了一系列科學研究，寫了多篇有關新冠的科普，在電臺、電視臺也做了多次防控宣傳。吳主任寫的《集中優勢資源，提高新冠肺炎診治成功率》在《健康報》和《大眾日報》發表，積極探索新冠防治的“聊城經驗”�？萍疾拷o我們發來表揚信給予肯定和鼓勵。
重癥醫學在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作用逐漸凸顯，不僅僅在于全面精準的監護、滴定式的治療、豐富高端的救治模式。我們知道，消化科針對的是消化系統，呼吸科針對的是呼吸系統，甚至再向上分，外科主要是手術相關性疾病，內科是非手術相關性疾病，而重癥醫學是另外一種分類，是根據疾病的嚴重程度。傳統學科首先是診斷、強調的是診斷的準確性，先瞄準后開槍；重癥醫學首先考慮的是疾病導致的生理紊亂，強調的是生理紊亂中危及生命的部分，是邊瞄準邊開槍。重癥醫學被定為像內、外、婦、兒一樣的二級學科，但就其性質而言，已經超越了二級學科的傳統意義，她作為一個體系，是基礎的、縱向的、交叉的、立體的。就因為此，重癥醫學的引導者們正帶領大家，一步一個腳印地豐富完善著自己——自身的強大是能做出實際貢獻的基礎。
盡管重癥醫學在面對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時，從防、控、醫、教、研、宣，甚至到一些決策制定，都全程參與，但是，就單從搶救這一個點看，雖然我們有如此多的監測方法和救治手段，到底該怎么合理準確地運用，有怎樣的人去實施，這樣的人員能不能儲備充足，等等，都是我們應該進一步考慮和優化的問題題。
“沉舟側畔千帆過”，“長風破浪會有時”。
面對生命，面對危及生命的重癥，重癥醫學最終的發展還會回歸生命的本質。在可能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來臨時，也會以更科學、更高效的方式去維護人民生命健康。
文：重癥醫學科 田鎖臣
